笔下读 > 历史军事 > 李真秘密档案·李真与六个女人 > 第三十二章 秘书政治
    李真在能够“通天”之前,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人,然而,颇有心机地成为程维高秘书后,在程维高的庇护下,居然一路顺风。李真与程维高之间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关系,反映了典型的中国秘书政治样板。当然,他们的关系还不止于领导和秘书,实际上,到后期,李真常常与程维高平起平坐,并不那么“听话”了,由政治依附关系,变成了政治同盟关系。
      李真的毁灭导致了程维高的政治破产。2003年1月10日,程维高卸去了他在河北最后的职位—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,当天夜里,程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了13年、一生仕途走到最高峰的地方,返回了他走上仕途的起点江苏常州。
      八个月之后,即2003年8月9日,经中共中央批准,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他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,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,撤销其正省级待遇,降职为副厅级待遇。2003年10月16日,他的一个女儿被河北省高检押送到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开庭审理。
      程维高,1933年生人,原籍江苏苏州,1950年12月入党,1949年8月参加工作,中央党校培训部毕业,大专文化,1949-1959年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常州地委干事,共青团常州市委少年部、学生部、宣传部部长,常州市委办公室秘书。1959-1965年任江苏省常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市人委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。1965-1972年任江苏省常州拖拉机厂厂长、党委书记。1972-1977年任江苏省常州上黄煤矿党委书记,常州市煤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。1977-1980年任江苏省常州市计委副主任,市建委主任。1980-1983年任江苏省常州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、市委副书记(其间1981-1982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)。1983-1984年任江苏省常州市委书记。1984-1987年任江苏省委常委、南京市委书记。1987-1988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、副省长、代省长。1988-1990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、省长。1990-1993年任河北省委副书记、代省长、省长。1993-1997年任省长(1993年1-5月)、河北省委书记。1997年12月起任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。十三届、十四届、十五届中央委员,中共十三大、十四大、十五大代表。六届、七届、八届全国人大代表,1998年1月在河北省_网手。”2003年8月9日,在中纪委对程维高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,对于程维高对李真的庇护与同盟做了如下描述: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、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,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,负有重要责任。同为秘书,李真的能量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。资料表明:1996年,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.9万元,判刑15年;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,判刑7年;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.6万元,判刑5年;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.3万元,判刑16年。他们贪污赃款之和也没有李真一个人的多。
      不过,李真案的意义,并不在于研究李真个人的智慧和手腕,而是再一次让“秘书政治”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受到广泛注意。在秘书政治的框架中,李真们的“弄权”并不需要太多智慧,体制的缺陷已经为他们铺平了一切道路。不同的是,长久受到压抑的李真释放出了更大的攫取野心。李真也明白这种制度性的缺陷的存在,他说:“对我的立案侦查如若发生在五年前,决不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,但若发生在五年后,一定会比今天的问题还严重。”的确,在中国秘书政治的背景上,秘书缺乏监督、秘书与领导休戚与共,使得李真们成为这种制度的祭品。
      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研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:“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,38岁的确是个槛,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,要么就栽了。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38岁,而*网4年后,李真被双规,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,38岁。”这并不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,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,首长的“59岁现象”就是秘书们“39岁现象”的最合理解释。
      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,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,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、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。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,但实际上,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。
      梁木生剖析说:“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: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,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;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,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,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。”梁指出,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,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,“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,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”。
      梁木生认为,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“寻租”风险,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,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。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,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,梁灵光没有同意,“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”。直到梁调任广东省省长后黄杰才得到提拔。“现在就不一样了。”梁木生说,“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个公共的秘密。有更多的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,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。”“在这种相互选择中,秘书与领导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。”
      “秘书腐败”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“集团性腐败”。从1996年的“陈希同案”到2000年的“慕马案”、“丛福奎案”,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,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问。
      不过,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“隐蔽性”既使他们容易得到领导的重用,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,被领导以“假借名义、盗用权力”的借口“舍卒保车”,这是秘书弄权的“风险”。
      关于秘书的职务角色,曾有过这样的说法,是指秘书应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:Manager(事务管理者、执行者)、Moter(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)、(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)、Maid(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)。不过,随着权力的个人化,秘书角色也随之“个人化”,随着权力的不受制度化约束,秘书的权力也得到了更好的张目。
      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日趋密切,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,据说,时任北京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。而闫振利抓住“支援西藏建设”的机会,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“土特产”去看望王宝森,帮王宝森安装浴盆、买电视机,揽下了王不少的家务事,这样才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。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,闫从西藏返京,王辞去原秘书,点名要了闫振利。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,除了因为其“活络的办事能力”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,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。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,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,“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”,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,不仅没有追究,还给闫暗中圆了账。
      秘书与领导结成同盟关系,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关键,还在于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,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。李真在程维高升任河北省省委书记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,是他们关系的坚实基础。随后,程维高为保证退至河北省人大主任,又由李真包办了“程维高选举法”,这些领导需要,却又不便亲自出面的事情,卣秘书来办理,更强化了秘书作为领导权力化身的符号意义。有了这样进退一致、利益与共的关系,领导和秘书也就上了同一条船,风雨同舟,荣辱与共。因而,李真们能够在监督的真空中,运营自己的政治权力场。
      李真: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收受贿赂、非法占有公私财物、收受贵重物品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。被处刑罚: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      吴庆五: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人民币1872万元及企业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多元。同时,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人民币40万元。被处刑罚:死刑,缓期2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      蔡建辉: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受贿港币109万元、人民币50万元。被处刑罚:有期徒刑8年。
      张焱争: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受贿港币5万元、人民币2万元。被处刑罚: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3年。
      陈健: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受贿人民币40.9万元。被处刑罚:有期徒刑15年。
      闰振利: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贪污人民币1万元。被处刑罚:有期徒刑7年。
      段爱华: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受贿人民币5.6万元。被处刑罚:有期徒刑5年。
      何世平: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。犯罪事实:受贿人民币24.3万元。被处刑罚:有期徒刑16年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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